国家发改委昨日在其网站上全文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份一万四千字的征求意见稿全面描述了未来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在对上一轮“失败的医改”作出反思和总结以后，“新医改”指导思想中最突出的亮点体现在“政府主导”、“公益主体”和“覆盖城乡”这三个方面。如果“新医改”能够顺利起锚并稳健推进，将使整个社会朝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一大步，并对未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拉动内需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由于当前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大量矛盾，加之上一轮过分强调“半吊子市场化”的医改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医德滑坡和社会不公，眼下全社会对“新医改”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不过我很想在这里泼一点冷水：医疗保险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即使是在财力比我们雄厚得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的欧洲福利国家，这个领域也依然存在大量难以克服的不合理和不完善之处，寄希望于一次改革就能彻底改变中国目前的全民医疗卫生状况，恐怕是一厢情愿。

    要使“新医改”得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行下去，不至于再度夭折或陷入不了了之的窘境，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几种错误的观念和思潮。

    首先，旧的医改是不成功的，这点无庸置疑，但这并不能说明“改革”前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是“成功”的，因此“新医改”决不应当走计划经济时代的回头路。那个时代的“劳保”表面上看可能的确是比较“公平”的，但不要忘了，那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大锅饭”的一部分。况且，即便是这种水平极低的所谓“全民劳保”，享受到的也仅是城市公有制单位职工而已，何谈公平二字！医疗卫生体系的非赢利性目标与它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不矛盾的，医院的确不应该追求赚钱，但这决不等于医院之间、医生之间不应该竞争。公立医院确实应该由国家包下来，但国家包下来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去养一批穿着白大褂的官僚或办事员。

第二，新的医疗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应该覆盖到全国城乡，这点也毫无疑问。但我们切不能不切实际地期望建立一个在模式和标准上、全国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无差别的“大一统”的医疗卫生体系，更不能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国地方太大，各地经济发展、科学教育水平、文化传统等等差异巨大且很不平衡。建立全国整齐划一的高标准的医疗体系这种妄想，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包括医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极端重要和敏感的领域，搞得不好是会让整个国家财政陷入破产的，而且很可能会鼓励一个“懒人社会”。西欧和北欧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已经饱受其累，我们一定要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不能再重蹈他们的覆辙。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像医疗和教育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事业，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在“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前提下，如何对它进行监督、考核和管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又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和舆论监督，这将是未来的一大难题，唯一的办法便是充分发扬民主，让患者“民意”发挥看得件见的功能。这次“新医改”方案不再闭门造车，而是一开始就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应该说开了个好头，但今后更重要的真正发挥各级人大、政协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在西方，某一地区的公立医院的院长和公立学校的校长常常是该地区议会直接任命并考核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医改”需要广泛的试点，在试点阶段要发挥各地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对“统一”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而政策制定者也习惯于对社会进行“规划”，好象那么大一个国家是一张可以随意设计的空白图纸一样。但过去30年的改革实践却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成功的改革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事先“规划”出来的，而是国家对民间创造力的承认及顺应。对国家来说，改革不是创造发明了什么了不起的制度，而仅仅是把制度层面妨碍民间创造力发挥的障碍搬掉，让它能够生机勃发而已。

举个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社保基金存在巨大亏空，如何填补它以充实个人帐户的问题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那么在农村地区，是不是有可能与即将展开的农地流转改革结合起来一起操作呢？据我所知，已经有不少地方早在5、6年前就开始探索这方面的改革了。且不说城市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同为农村，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与西部以农牧业为主的落后地区、平原与山区等的情况也截然不同，只能允许各地在国家大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大胆尝试，之后再总结、提高和推广。

    从魏英杰的博客上看到，我的这位朋友这几日正身陷“掌掴门”的“口水旋涡”之中。

    10月5日，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售时被人扇了一个耳光。3天后，魏英杰在由我主编的上海商报评论版上发表了《阎崇年挨了“民族主义”一耳光》一文。文章认为，这桩令国人斯文扫地的所谓“学术肢体冲突”，其实质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观念冲突”。斯言既出，可怜的魏英杰自己就在互联网上吃到了无数响亮耳光，到今天余势未消。

    我猜想我的另一位朋友于德清的遭遇也不会好到那里。因为他在魏文见报后的第二天在新京报上撰文说，阎崇年挨的这一耳光其实不应该记在民族主义的头上。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是冤大头，是被以“愤青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拖下了水。于德清进而指出，“如果能够正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么谁也无法否认被激进主义绑架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在审理此案的舆论法庭上，魏英杰还仅是起诉了“狭隘民族主义”，于德清则干脆指名道姓地把“愤青”推上被告席。

    我孤陋寡闻，对阎崇年及其学说所引发的争论知之甚少，因而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像魏英杰和于德清那样参与“掌掴门”辩论。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发表言论是受宪法保护的，打人则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是“掌掴”事件中最大的是非。当然，精神正常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理由，打人也是。只是这个理由能否被接受？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理解甚或原谅？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在“打人者错”这个是非之下一个层次的问题。

    阎崇年被掌掴时，周围人一致谴责了那位暴戾青年。魏英杰（可能还有于德清）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遭到的却是一边倒的“掌掴”，这正说明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区别。客观地说，绝大多数掴向魏英杰们的耳光并不是冲着他们指责了打人暴行这件事，而是因为强烈地反对他们对这种暴行的解释。希望正在气头上的魏英杰们不要轻率地将批评（甚至辱骂）自己的人与掌掴阎崇年的人混为一谈，有一条自由的边界线将上述两种行为隔离开来。

    仅就“掌掴”这个事件本身来说，我其实对魏英杰和于德清的文章都持保留看法。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思潮在当下中国确实暗涛汹涌，可是那些在网络上痛骂阎崇年和魏英杰的人，真是因为“民族大义”（这里应当改为“汉族大义”）而变得“激进”的吗？时评家张若渔的一篇文章泄露了些许天机：“‘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试想，如果《百家讲坛》上能有学者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阎崇年在那里自说自话，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血压会平和理智很多。”请注意一下这篇评论的标题：阎崇年被打是一次学术压抑的喷发。

看起来，网上那么多人恶狠狠地喊出“阎崇年欠揍”的骇人口号，是因为他们在网下受了“压抑”。有人文绉绉地说，“阎崇年被打根源在于精英与草根话语权的不平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凭什么你阎崇年能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人民大放厥词，凭什么你魏英杰能在报纸上面对几十万读者振振有辞，而我却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想揍你阎崇年！我要骂你魏英杰！于是，“掌掴”事件经过舆论的持续发酵，演变成了一场平民反对精英霸权的话语抗争。一位取名“轻车锐骑”的网友在天涯社区上铿锵有力地正告魏英杰：“这不是给民族主义一记耳光。而是给你们这些欢喜话语垄断而又胡说的人一记耳光。”这里顺便纠正一下这句话的语病，也许这位网友在写帖子的时候实在过于激动，我想他的意思应该表达成下面这句话才正确：这不是民族主义给阎崇年的一记耳光，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给你们这些欢喜话语垄断而又胡说的人的一记耳光。

然而，受到压抑的究竟是“沉默的大多数”未经表达和未被重视的观点，还是其他什么不大能够光明正大地说出来的欲念呢？

    根据我对魏英杰和于德清的了解，他们都远不是什么精英分子。不怕遭人笑话，魏英杰经常批评我这个报纸版面的掌控者有精英倾向，而于德清本人还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精英主义的穷途末路》的评论文章，强烈表达了他自己的反精英主义价值观。说到底，他们之所以被帖上“精英”的标签，只不过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罢了。由此应该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动不动就在互联网上气势汹汹地扔“板砖”的网友真正气恼的，其实是自己没有机会在央视露脸、在报纸上出名而已。他们并不能代表什么“草根话语”，他们甚至也没有什么一贯坚持的价值理念；他们被压抑的也不是什么“草根观点”，而是试图通过投机取巧博取名利的贪婪欲望。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致的“精英话语”，更不存在与之对立的一致的“草根话语”。与其说大多数自命的“草根”代表憎恨的是“精英”，倒不如说他们恨自己没有能够早日跻身“精英”之列。他们中的少数人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出这样的逻辑：既然我不像你们那样有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抛头露面，那我就要靠打你们和骂你们来赢得眼球。

    另一位时评家肖余恨略显尖刻地道出了其中三昧，他在《掌掴阎崇年是不是被过度阐释了》一文中说，“骂名人可以出名，打名人同样可以出名，甚至出大名，说不定过两天，就有畅销书出炉了，书名叫《我为什么掌掴‘文化汉奸’阎崇年》，或者就叫《我与阎崇年的那些事儿》。”

    可是我却想指出一个硬邦邦的事实：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观点是必须具备最起码的资格的，这与专业水准和个人机遇很有关系，而与“精英”和“草根”没有太大关系。阎崇年先生的情况我不了解，不敢妄言。但我知道，35岁的魏英杰出身贫寒，也没有上过名牌大学，他为了能争取到今天这样的社会地位而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恐怕不是“轻车锐骑”这类网友所能够想象的。当然，他现在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而已，与“精英”二字着实沾不上什么边。

    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言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具备形成有价值的独到见解的能力，至于他的言论和观点是否应该被广为传播，那更不是他可以掌控或有理由抱怨的。公民权利保障一个人可以自由发言，但并不保障他的话一定会有人听。假如真有所谓“精英话语”和“草根话语”之分的话，那也应该仅限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政治性事务领域。在科学、艺术、学术和其他一切专业性领域，只存在“有水平的话语”和“没水平的话语”之分。按照时下那些二元对立的区分法，北京大学应该算是都是由精英组成的吧？难道应该把不识字的老农请上它的讲台与季羡林先生“平等”开课才算文化多元和不专断？同样地，中央电视台的讲坛确实应该百家争鸣，但那里再怎么百花齐放，也轮不到缺乏基本学术水准的胡言乱语。

    不偷不抢、不打不骂，这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许当今这个社会上通过偷盗发家致富和通过打骂暴得大名的人实在是比比皆是，这鼓励了更多欺世盗名者的不诚实和投机取巧。不过，作为一个从业近20年的媒体编辑，我还是想很真诚地奉劝那些想要靠“话语”出人头地的人一句：俗话说，偷来抢来的财宝长不了。同样地，不在专业水平方面下苦功夫，靠打人和骂人即使能够窃取一时的名声，迟早也会变成白纸黑字上的丑名或骂名；更何况绝大多数这类跳梁行为只能换来一堆耻笑。

【季冰按】以下文字是我近日应美国《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中国公司总经理史永强先生之约对它的中文版提出的一些建议，纯粹是一种业余时间的传媒业务研究和探讨。我把它贴在这里，以备文章遗失。

一．中文版的精神核心

    Reader’s Digest作为一本百年经典杂志，其中文版的栏目设置和整体风格应当恪守美国版和世界其他版本的既有格局。因此，首先考虑的并不应该是往这些既有的栏目中填入什么样的文章，而是给这本杂志的中文版注入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

    毫无疑问，Reader’s Digest应该成为一本“中国的”杂志，因为它的读者是使用中文的中国人。但是，考虑到它的起源以及在美国和全球的知名度，当中国读者接受这本杂志时，他们的心理预期一定是把它当成一本美国刊物来看待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在面对本土的《读者》、《知音》等已经占领市场多年的同类出版物时，又有什么特点和优势呢？

    鉴于此，Reader’s Digest在采编内容方面将要树立和坚持的价值观除了其美国版近百年来一直宣扬的“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等理念之外，还要有适应这种“在中国用中文出版的外国杂志”的特殊身份的新东西。我认为，它应当包含双向互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应该向中国读者传达西方文化传统中优秀的精神价值，如个人奋斗、冒险探索、契约与诚信、法治与自治等等；另一方面，它还应当努力挖掘和弘扬中国文化中那些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如善于妥协的中庸之道、“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的”入世精神、儒家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天下情怀、面对艰难困苦的坚韧与乐观……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所谓“积极进取”、“健康向上”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它们的内容是会有很大区别的。举一个简单但或许不甚恰当的例子，“堕胎”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管有多少自由派（Liberal）人士为公民的这项权利辩护，但至少它在主流民意中不会是一件“健康向上”的事情。但在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中国，它似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进一步论，像生物进化论和人体干细胞研究这类事情，在美国是会激起很大争议的，因而不太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积极进取”。但在中国，它们恰恰是十分“积极进取”的科学探索。

除了适应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外，Reader’s Digest中文版在价值取向上可能还要面临另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虽然是一个拥有光荣传统的悠久文明，但同时正经历着急速的转型。这意味着社会中主流价值观念的变迁非常快速，有些观念和行为在10年前尚属于偏激冒失，10年后已经是陈腐落伍的了。比方说，在1995年的时候，如果你发表一篇一个地方企业家或官员如何突破现有政策的束缚引进外资改变本地贫穷面貌的故事，可能会赢得读者的一片赞誉之声；而在今天，同样是引进外资的故事，恐怕你就必须首先强调地方官员是如何加强环保的“政策束缚”的。因此，要想一以贯之地以所谓“积极进取”、“健康向上”赢得中国读者对杂志的持续忠诚度，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任务。

一张报纸和一本杂志当然是一桩生意，但是它们与普通的生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必须坚持不懈地通过传递某种理想和价值来影响读者和社会，否则这桩生意就不可能长久。基于Reader’s Digest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精神传统，它几乎不可能沿用《Vogue》、《Bazzar》这类已经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办刊模式。我认为《Vogue》等是向中国年轻的读者传达西方的奢华时尚潮流理念，它们吸引并塑造了一批中国的“物化精英”。这部分并非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物的豪华”与“精神的苍白”在《Vogue》身上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Vogue》在中国的经营是成功的，我写这些的主旨也并不想批评它。我想说的是，Reader’s Digest即便想走《Vogue》模式，也是没有机会成功的，它必须另寻适合自己的道路。

Reader’s Digest不是一本以批判社会为己任的杂志，它为自己确定的使命是讲美好的故事。它不想揭露社会中的丑恶来改善社会，而想展示人性中的阳光面来激励更多人。从最高的理想来说，它不试图改变社会，而试图影响和提升社会中人的精神面貌。这个核心价值也同样是中文版必须坚持的，否则它将无立身之本。

二．中文版的内容风格

    要实现上述理想，Reader’s Digest中文版必须在以《Vogue》为代表的西方杂志在中国开创的成功模式之外另找到一个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1）比较大的发行量，例如3-5年内达到月销售30-50万本；2）比较适中的售价，例如在现有内容不变、硬件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每本售价8-10元人民币。

    这个模式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Reader’s Digest中文版的核心读者并非那些仰慕西方物质文化和风尚潮流的大城市少数白领青年。相反，他们应当是中国一线和二线城市中产阶级为主干的比较适中的知识和收入群体读者。考虑到中国社会与美国乃至亚洲其他社会的巨大差异，我对未来Reader’s Digest中文版的核心读者的面貌的基本描述如下：1）年龄在25-40岁之间，性别比较平衡；2）学历是大专以上；3）目前月收入在5000-10000之间；4）已经成婚并有一个孩子，关心的头等问题是自己的事业前景、孩子的教育以及父母的养老和健康三大问题；5）职位和地位在社会中处于中上但远不处于顶端；6）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并不很精通，对西方文化抱有好感半并不过分崇拜艳羡；7）对社会的现状有不满但决不希望发生重大变故，而希望循序渐进地改善……

    综合起来看，他们的最显著特点是：他们是繁忙的职业人，并肩负养育年幼的孩子和照顾年老的父母的沉重的家庭责任。据我所知，这与Reader’s Digest美国版核心读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此，未来中文版核心读者可能没有时间阅读大量节奏缓慢，与时代脱节比较远的纯粹的“心灵鸡汤”故事。这决定了中文版应当比美国版和其他版本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和新闻性，当然，这种“新闻性”仍然应当通过讲凡人故事来呈现。此外，中文版内容的核心关怀应当集中于职场前景、投资理财、婚姻关系、教育、卫生、健康等几个方向。当然它注定不仅仅是传递这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讲故事和传递知识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职业、金钱、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孝顺父母和健康观念，以及健康向上而又不是“精英化”的生活情趣。我想说的是，Reader’s Digest中文版应当比美国版读起来有明显的节奏更快的感觉。

    沿着这个思路探究下去，必然要涉及中文版内容的“本土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谓“本土化”，正确的含义是：这本杂志的内容必须是本土读者愿意并能够接受的，而非这本杂志刊登的内容必须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故事。不过，空间上的贴近与心灵上的贴近肯定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个复杂问题，对每一个编辑来说，把握读者心理在日常工作中时时需要放在最重要位置。我希望，中文版花一年时间将本土内容提高到整本杂志的30%；既而在3年内进一步使之上升到50%。必须一再强调的是，这种“本土内容”的选择一定不能是迎合西方读者的那种“猎奇导向”，而必须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中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中心的真正的“当代中国的本土导向”。在空间上，它以城市生活而非农村生活为核心关怀；在时间上，它以现代生活而非传统生活为核心关怀；在精神上，它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追求而非外国人情有独钟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为核心关怀……

我还想要坚持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地的读者对中国的兴趣也会越来越提升。如果未来中文版能够为Reader’s Digest在全球的其他版本提供一定数量的原创性内容的话，我们应当向世界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现代中国，而不是像以往和现在国际上得奖的中国题材的电影和文学艺术那样，提供一个西方受众想象中的、并喜欢接受的“梦里中国”，不管这种“梦境”是将中国理想化还是变态化。也只有这样，读者文摘这个品牌及其中文版才能真正赢得广大中国读者的尊重和喜爱，才不会被变成一种在中国十分边缘化的“异类文化存在”。

说到底，这与Reader’s Digest自身一贯的追求一脉相承——它毕竟是一本“大众”而非“小众”、“平民”而非“精英”、“普及”而非“走偏锋”的刊物。在中国，它也应该是这样。假如它脱离了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主流读者的视线，而成为一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办给外国人或高度西化的“假洋鬼子”读的杂志，它的未来将是十分黯淡的。虽然并没有足够的研究，但我深信，Reader’s Digest在国际上的内容和广告资源不足以支撑它在中国办成一本像《Vogue》、《Bazzar》那样的所谓“高端”读物，而它几十年来在国际上积累形成的品牌形象也将使它没有机会在中国吸引太多“假洋鬼子”读者，尽管它的中文版或许确实有机会比美国版略微“高端”一些。

三．对假想中2008年第10期中文版的重点内容设计

    为了将上面的理念层面的论述落实到版面上，下面我将对我个人假想中的Reader’s Digest中文版2008年第10期的重点内容作一个大致的规划和设计。

正如我开宗明义就说的，中文版现有的栏目设置和视觉风格并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变。从我本人近20年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经验来说，我认为栏目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重要。设置栏目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习惯性地阅读检索，栏目的本质价值在于其一贯的精神体现。

为了适应我所说的比较高的时效性，我认为这一期应当抓住以下几个主要的新近或将要发生的新闻事件：第一，奥运会及残奥会；第二，“三鹿奶粉危机”；第三，“十一”长假，这是国定假期改革后一年中除春节外的唯一一个长假了。我必须强调，主观上我重视提高中文版与新闻性的关联并非因为我是做新闻出身，而是我前面已经论及的理由：中国的读者生活在比西方快得多的节奏中，他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和闲情逸致阅读那些遥远宁静的人生故事。换言之，即使我们想要继续提供“心灵鸡汤”，也必须提供“加热过”的鸡汤。以下将是我的几个主要题目：

1）筑起“鸟巢”的人

描写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设计者瑞士赫尔佐格和德默隆公司主要设计师及中方设计人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李兴钢先生的人生故事，还可以加入一个在“鸟巢”参与场馆维护的中国志愿者的故事。文章应当通过生动的故事来反映一个（群）中国人与一个（群）西方人不同的成长教育经历所塑造的不同人生，由他们之间观念的碰撞、磨合到成功合作，展示“中国是（将）如何通过奥运会走向和融入世界、西方是（将）如何通过奥运会了解和接纳中国”这个主题。而且，所谓的“走向和融入”、“了解和接纳”并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普通民众心理和情感层面的。

2）回归母乳

这应该是一篇知识性的文章，文章通过采访育婴专家和营养专家来向读者介绍母乳喂养的好处、在现代城市女性中的难处及克服办法。我注意到过去几期中文版上这类知识性文章（尤其是介绍健康方面的知识）是很多的，我之所以选择以知识介绍来做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9月份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三鹿奶粉危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新闻管理制度，我们这种杂志想要直接写这里面的故事，哪怕是非常正面的故事，恐怕也会有很大的风险。而鉴于我们的读者正可能是那些家有婴儿的年轻父母，这个题目又一定是不能放弃的，因此只能剑走偏锋。我还认为，这虽是一篇知识性的文章，但却应该成为本期封面文章。甚至为了配合文章，扩大杂志影响，中国公司可以组织一些推广“母乳喂养”的社会公益活动，包括向我们选择的坚持母茹喂养的中国读者赠送杂志和礼品等。

3）第一次在宝岛亲密接触“孔子诞辰”

这实际上是一篇介绍假日旅游的文章，由于在台湾孔子的诞辰日被确定阳历9月28日，且为法定教师节，所以正好作为文章的一个“噱头”。我确立这个题目的初衷是想唤起读者对旅游的更高精神追求，况且，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社会中也确实涌动着一股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此外，随着国民党的重新执政，近年来两岸关系迅速升稳，今年也是台湾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的第一年。因此，通过一次在台湾的旅行来传递两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温和景仰，应该是一篇既“政治正确”，又能够吸引读者的好文章。不过，这篇文章虽然题目是“孔子诞辰”，但内容决不能局限于此，它还应当是一篇旅游漫笔，应当比较全面而有趣地介绍宝岛的风光人情，包括介绍台湾的中秋节风俗等。

4）鉴于9月份中中国发生了“三鹿奶粉危机”和“山西溃坝事件”等几件重大的“人祸”事故，读者一定非常关心所谓“问责”问题。我建议中文版在10月期可以从过往的美国版或其他版本上翻译摘取一篇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故问责或官员、企业失职、犯罪的追查故事，有点接近于7月号上刊登的《FBI造就的30年冤狱》一文。

5）减少风险：普通人理财的首要原则

这是一篇发表在“理财专栏”中的文章，我选择这个主题是基于中国股市和楼市下跌的大背景，而且从国际市场来看，似乎未来几年内“减少损失”也是投资理财的首要目标。

四．中文版的编辑原则及工作程序

    要保证一本杂志的内容有一以贯之的精神价值和稳定质量，归根结底当然是人，实际上也就是中文版编辑部的编辑理念、组织架构及工作程序。

    这一部分我将比较简单地谈一点想法。

    首先，必须强调“编辑中心制”，即无论稿件是国际版本翻译的还是本地原创的，选题都应当是编辑部的编辑事先确定的，而不是作者自己写来的。当然，写作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作者的创造性，但这必须在编辑部已经确定了题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且即便已经确定了题目方向，作者写什么、怎么写、想要表达什么……也都需要与编辑及时沟通。

    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仅仅熟悉Reader’s Digest国际版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他们熟悉和联系作者也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要熟悉中国社会以及中文版读者的需求。这个问题说起来似乎很空泛宏大，但并不是不可以具体化的。简单地说，除了专司翻译改写的文字编辑外，其他每一个编辑都应当紧密地跟踪和关注某一个社会领域，主要包括教育卫生、职场和劳动力市场、慈善公益……等。假如我是Reader’s Digest中文版主编，我会要求我的编辑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每个人都对口联系诸如国家民政部门、教育卫生部门、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基金会、希望工程办公室、环保部门等一些与杂志内容可能存在紧密关联的部门，并与它们保持良好的联系和沟通，争取能够从这些地方发现故事题材的源泉。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人再联系一批能够轻松驾御上述领域内题材的作者。这样，中文版的编辑工作才能胸有成竹、有的放矢。

    最后我说一句比较不合时宜的话，当下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的社会风尚，像Reader’s Digest这样心平气和地寻求心灵慰藉的读物进入中国，可能有点生不逢时。大多数中国是没有耐心的，他们需要的不是一杯回味无穷的清雅绿茶，而要么是麦当劳式的快餐，要么是吃了大呼过瘾的湖南菜。当然，在这个时代，深刻如《纽约时报》或《南方周末》这样的出版物在中国也会有市场，因为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疑惑需要得到解答。《读者文摘》并不是一本“深刻”的杂志，它的生命力是温情和暖意，但在当今中国，真正的温情暖意是大多数缺乏敏感心灵的人们不能欣赏的。在我们这里，温情已被夸张为伪善的滥情，暖意更是经常被表达为针对不同阶层人群的虚假的同仇敌忾。

    这也许就是Reader’s Digest中文版所要面对的最根本的困境，如果我是它的内容负责人，除了对它的核心价值的坚持以外，我将花很大的力气在表达形式上寻求改变和突破。如果说Vogue中文版是可能由“西化的中国媒体人”办成的话，Reader’s Digest中文版只可能由“理解西方的中国传媒人”办成。

2008年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我们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这一年里我们遭遇了华南雪灾、汶川大地震等许多罕见天难；这一年里我们还见识了“瓮安群体性事件”、“三鹿毒奶粉危机”等许多惨烈人祸……当然，2008年之所以值得纪念，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年是伟大的改革开放30周年。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2008年还是短命但却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110周年。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百日维新”——尤其是它的夭折——埋下以后几十年内中国历史走向的根源。

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170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个整体阶段。这段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华文明如何适应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历史的这一章到现在尚未书写完成。不过到了今天，这一主题又增添的新的内容，即中国在适应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的同时，如何为这个世界体系加入自己的新贡献？因此，在我看来，过去170年里中国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今后，核心问题将改变为“如何在完成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一．

如果以“现代化”作为标准的化，我将过去这170年粗略地分为三个段落，而它们的分界线恰恰正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里顺便作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现代化”，我个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社会从“神治”或“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也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当然，现代化还有很多标志性的内容，如自由和平等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等。

概言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的大约60年，是“进三小步、退两小步”的艰难的起步。但不管怎样，总的来说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的。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改革开放的80年，是“进两大步、退三大步”的剧烈变动。这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甚至也是华夏5000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个世纪，让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激进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混乱和失败。这期间，伴随着长达2000年之久的大一统皇权政治的解体，支撑中国社会有效运转的以儒家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一整套文化传统随之解体，而新的文化传统迟至今日仍未建立起来。如果一个现代中国人生于1898年而卒于1978年，那么他在其80岁人生中看到的激动人心的社会变迁可能会多过他祖祖辈辈在800年里看到的，然而这80岁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又是颠沛和痛苦的。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年是“进三大步、退两小步”的冲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让人看到希望、有时又充满迷惑的一段。这一段尚未结束，我认为万事顺利的话它还将持续30年，也就是到2040年，差不多正好鸦片战争200周年之时。而接下来的这30年很有可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关键的一页，即使最终能够涉险过关，也将重新呈现“进三小步、退一大步”的那种胶着拉锯。

中国的现代化就像一场大梦，我们已经做了快200年，现在该到梦想成真的时候了。不过理智地说，它的前景并不是命定的。也就是说，中国历经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运动最终会成就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是坐享前辈努力的看客，就像浸泡在自由、富足和多元化生活中的当代西方人那样，我们是那跑最后一棒的接力选手。我根据当下社会风向的变迁和各方面综合因素得出的预测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化运动最终修成正果也只能说见到了比较大的机会，并不能说它是必然的。其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七成，并且它再度夭折的可能性不是在降低，而是正在增大。当然，许多事情是会改变的，这取决于生活于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智慧和努力，更需要得到上苍的眷顾。

二．

在我自己的史观中，这200年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有三件：分别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者合起来，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全面变革，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经历的。根据我读历史得来的经验，政治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包括所谓“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其他领域内一切变革的枢纽。没有政治变革，单纯的经济变革最多只能涉及表面，虽然一开始可能取得很大成功，但最终很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文化的变革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目标，文化变革结出的果实也很难预料。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断言，政治变革受制于文化传统，而政治又会反过来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改造”。

之所以说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更重要的原因是三者各自主导了一段历史。在我看来，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事件。我坚决不同意现在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戊戌变法必定失败”的结论，我认为它的失败，罪在其领导人——尤其是康有为——的缺乏政治智慧。我从不认为历史是有“铁的规律”的，历史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的，每个事件却都影响着下一个环节的历史航线。戊戌变法的失败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源头则可以追述到五四运动，甚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在五四运动那里依稀地找到依据。

历史有时候又惊人地相似，仿佛是在经历着循环往复的轮回。我个人对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评价非常高，我认为它几乎就是“清朝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与当下的改革开放亦别无二致：国家在经济上的“现代化”。没有洋务运动，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或许早就在太平天国的炮火中崩塌，洋务运动甚至还造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而繁荣的“同治中兴”。现在人还有一个共识也是我不同意的，即认为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促发戊戌变法的根源。我则认为，甲午海战打断了洋务运动的进程，不然的话，清朝的改革开放是有可能最终成功的。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催化剂，但后者的根本动力依然是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光有经济改革是不行的，先行的经济改革的逻辑终点最终落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这似乎是一个必然，20年前我们谈论过它，今天拦在我们面前的瓶颈仍然是它。摆在我们眼前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突破过往的历史循环中改革每次推进到政治体制层面就总是不可避免走向失败的“魔咒”？

三．

今天回头来看，在过去170年间的前60年和后30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已经历了一个半循环。第一个循环以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以失败的政治改革告终；第二个循环正走过前半程，也同样经历了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又是风险巨大的政治改革。不过，这第二循环与100多年前的第一循环虽然走过的路径相同，但在内外部环境方面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早就已经实现民族独立，因而没有了“救亡”的迫切使命。所以，如果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度夭折，那我们是找不到任何“客观理由”可以推卸自己责任的，只能怪我们智慧、勇气和努力远远及不上李鸿章、张之洞一代的中国第一代改革先驱。

我之所以在自己的论述中将戊戌变法到改革开放这中间的80年排除在外，并不是否定或贬低这段历史，而是因为这段充满内部革命与抵御外辱的岁月实在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非正常”时期。如果这段历史有一个主题的话，毫无疑问是：战争和政治运动。在我看来，这期间的最耀眼成就是百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民族独立，所有外国势力从此被从大陆上驱逐出去。然而，如果以本文开宗明义的“现代化”为标准，国家在这80年间取得的进步实在是非常有限的。

令我感到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且改革开放已进行的30年的今天，恰恰是中国社会民意170年来以来对西方最充满仇视的时代。以我对近代史的了解，今天中国社会中民意对西方的自发的敌意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之后的那段时期，甚至也远远超过了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时期。这么说或许有些不准确，事实上，从19世纪初西风东渐到20世纪末的将近200年里，不论国家意识形态是怎样更迭的，中国的底层民意在某些历史时期可能确实是反西方的，但精英知识阶层整体上从来都是“亲西派”。即便在“反右”到“文革”的那段极端岁月，许多知识分子迫于无奈亮明反美和反西方立场，但他们的内心何尝真正认同过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即便不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怯懦妥协，绝大多数当时的反西方言论也不过只是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和曲解而已。20世纪最后10年出现的风向变化却是全新的，即大批精英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长期游学西方、熟悉西方社会的中青年学术人士——出于自身信仰的价值理念对西方作出全方位的批判，而且多有一定的学理支撑。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民间，越是那些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年轻一代身上的反西方情绪好象越是比他们那经历或耳闻过“抗美援朝”的上一代更为强烈。有人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随着中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我们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必须建立在对某个外在“靶子”的建构以及同仇敌忾之上吗？

四．

    分析历史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昭示未来。落到当下，我们的最终落脚点显然是：中国如何顺利地走好这200年现代转型的最后一段？

《下一站：中国》是我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它的主题是探讨“中国崛起”的问题。我将它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和戊戌变法110周年。

在书中，我将所谓“中国的复兴”或“中国的重新崛起”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也是低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国完成百年现代转型的未竟之业，它主要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今后则将越来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比较现成的路径的，因而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问题。因为尽管世界上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但它是有一些基本定义和标准的，世界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都是我们的“老师”。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也是高层次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复兴问题，也就是说当代和未来中国能否像1000多年前那样，再次为人类文明贡献“原创性的”精神财富，从而将整个人类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在未来历史定位中的核心关怀，它将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现成模式的开放性的问题，至今不仅毫无头绪，甚至连一个明确的方向都尚未寻找到。而且“文化复兴”决不等同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复苏，它应该是一种“创造性转化”。

上述两个问题虽属不同层次，但却也是互为关联的。要想成功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乃至文化复兴，当前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整个民族精神需要经历五四运动以后的再一次“启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走出百多年来因为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形成的“自卑/自尊”、“媚外/排外”的盲目和扭曲心态，首先成为当今世界中的一个“正常”民族，最终拥有自信但又开放、包容的所谓“大国精神”。这需要我们比我们的先辈更深更广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同时比我们的先辈更客观更平和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终于第一次有机会超越“中西体用之争”和“西化国粹之辩”，像2000年前引入佛教那样，成功地将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优秀外来思想文化天衣无缝地整合进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而整体提升我们的文明。

因此，所谓“中华文明的复兴”，其实质也就是新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重新建立以及有效运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和复兴之路将会是在没有路标的黑暗旷野中摸索。

中华文明很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过衰落、几乎灭亡但又获得重生、甚至复兴的文明，这是生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一代难以承受而又不得不承受的使命。

那么，我们将缔造历史还是亏对历史呢？

起笔于2008年9月14日凌晨，完成于2008年9月19日，改定于2008年9月24日。110年前的9月21日，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因慈禧集团干预正式宣告失败，光绪帝遭软禁。

 《下一站：中国》，陈季冰著，文汇出版社出版，定价：39元

　　今天傍晚17时37分，完满完成了此次载人航天实验各项使命的神舟七号飞船安全降落在内蒙古草原，回到祖国母亲的温暖怀抱。

　　昨天下午，当航天员翟志刚身穿国产宇航服向浩瀚的太空跨出炎黄子孙开天辟地第一步的那一刻，相信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所有华人都会为之感到由衷自豪。

　　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曾傲然屹立于世界之颠长达千年之久，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在经历了最近200年的内忧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奋斗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是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注定要发生的一件大事。如果说60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话，今天的一切则昭示着，我们很有希望攀上5000年华夏文明史上的又一个的高峰。

　　在这个激情四溢的时刻，我们尤其要追问，是什么造就了眼前的辉煌？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推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间也虽曾闪现过机遇的曙光，为什么只是到了当下，国家现代化的前景才如此真切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原因当然可以找到很多，有些可能还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此前不断的外敌入侵和内部纷争使国家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现代化的社会环境等。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30年前我们正确地选择了改革开放这条成功之路。因此，为奥运喝彩也好，为“神七”喝彩也好，说到底就是为30年改革开放喝彩！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使一些人开始反思过去走过的曲折的改革之路，甚至怀疑改革本身。的确，当今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大量令人迷茫、不满和失望的地方；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也确实值得反思，更有许多制度性的瓶颈亟待突破和完善。但在我看来，只有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和广度，将改革推进到以往30年尚未触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次领域，这些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走回头路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有人或许会把“神舟”系列飞船实验的成功视为迄今为止仍然带有大量计划和指令成分的中国既有体制优越性的最好例证，就像他们把“举国体制”看成是中国体育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最大制度保障一样。我们不能轻率地否认这种“集中力量好办大事”的传统思维的合理性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正是这种体制帮助我们在西方的重重经济、科技封锁下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从而打破了当时超级大国对核技术和航天事业的垄断，为中国保持独立自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只要客观地看一看身边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在尖端技术领域取得了一些骄人的突破，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绝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拉大，遑论国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前近30年的探索已经雄辩地证明，计划经济及其附着其上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或许在达成某一特定目标方面具有强大的“集中”优势，但由于它不是一种鼓励社会成员自主发挥各自创造力从而实现社会资源最有效配置的制度，因而难以造就一个充满自由活力的持久繁荣的社会。

　　同样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真正大踏步地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等全方位差距，不是在那段举国上下“赶英超美”大跃进的狂热岁月，而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神舟系列飞船不但学习借鉴了俄罗斯的技术与经验，而且也把大量的民营企业吸纳进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这些。这也再次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才是国家真正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文明的康庄大道。如果说今天的许多社会矛盾是改革造成的话，倒不如说它们是未被改革掉的旧体制的残余力量在顽固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在当下的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当然蕴涵着风险，当改革同时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时候尤其如此，但不继续深化改革却注定了国家民族将没有任何出路可言。30年前当我们迫于无奈打开国门、迈上漫漫改革征程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今天这样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吗？同样，30年后的今天，在翟志刚费力地打开密不透风的飞船仓门之前，他怎么能够亲身感受茫茫宇宙的壮美和它蕴藏的无穷奥秘呢？此刻，我不想说“翟志刚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之类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套话。我想说的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小小“神七”仓门的打开，或许将打开我们民族通往未来的又一扇大门。

　　从这个意义上说，“神七”此刻的安然返航不是一次完满的结束，而是全体炎黄子孙更深更远地探索未知宇宙的崭新开始。在这条永无止境的道路上，未来的“神八”、“神九”……也许将遭遇更多的未知、困难和曲折，最终也一定将收获更大的辉煌。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也不是在总结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而是迈出更大的改革和开放的崭新一步。(作者为上海资深评论人士，著有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探讨未来中国崛起之路的通俗学术专著《下一站：中国》)

今天忙里偷闲，读了一上午的书，读完了《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Lessons of This Century）。

我对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知之甚少，家里书架上好像有他的成名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和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Unended Quest），但都没有读过。仅有的一点印象是在读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 -1992）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的书时获得的，我知道，同为奥地利裔的前者是波普尔的挚友和同道，而同为犹太人的后者则是其论敌。三个人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第二语言都是英语。

《二十世纪的教训》这本书名宏大无当的书我读来感觉一般，不过里面有一部分的内容很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波普尔在这里以十分清晰的方式表达了我近来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在2008年7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意不是永远正确》的评论文章（我原文的博客链接：http://blog.ifeng.com/index.php?action=article&itemid=1608061），在时评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那一两个礼拜时间里，互联网上充斥着对我的批评、批判甚至漫骂——我被形容成了一个试图压制民意、或至少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地听取民意的反民主的精英专制主义分子。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告诉我，他们是看到了对我的攻击才回头读到我的文章的。我对于这一切是有些心理准备的，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其实，因为专业知识的匮乏和视野的狭小，许多网民是不能很好理解我文章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的，况且他们在表达自己意见之前也未必有心思认真读完全文。今天读到波普尔的这段演讲，方知自己在文章中的表达确实有很多含糊不清之处，我想这也是之所以会引发那么多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卡尔·波普尔无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民主观”。波普尔把民主分成“人民统治式的民主”与“人民审判式的民主”，或者也可以称为“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他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有实质效应的”，（第132页）“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 第134页）那么，究竟什么是“多数统治的民主”？什么是“多数评判的民主”？二者之间的实质区别又是什么呢？容我引用一段他的演讲原文——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曾经用很简练的方式说明这个观点：“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段言简意赅的谈话，我认为触动了民主的核心。请注意这段话，基本上它否定了人民统治甚至人民创制（popular initiative）的概念。取代这两个概念的是伯里克利所谓的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原文有加重符号）。

伯里克利（或许修昔底德也这么认为——他们俩的看法差不多）简单道出了人民无法统治的道理，就算是技术上完全可行也一样。理念——特别是创新的理念——或许会得到一些人的踵事增华、澄清诠释，但是追本溯源一定是少数人的心血结晶。但是，很多人在事后，却有能力评判这些观点是对是错，特别是那些切身经历政策后果的人，他们的看法更值得重视。这样的评估，这种对错的判断，是可以交由广泛的选民抉择的。

于是观之，所谓“全民创制”只是误导，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它还是少数人的创见，最多只是向大众公开，寻求评估而已。如果是这样，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件事：向大众征询意见的课题，不要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在结束这部分的讨论之前，我想要警告大家，不断教育人民、教育孩子说，他们生活在人民统治的环境中，是很危险的——这不是真的，也不能是真的。否则，他们这些不知道这种语言上的歧义的人，一旦认清真相，会愤怒，会觉得被骗了，觉得失望，这对他们的世界观、对政治的看法，会有很坏的影响：甚至会把他们引向恐怖主义。……（第106-107页）

我想，如果我早就读到波普尔的这篇演讲，或许我会在那篇招致铺天盖地的批判之声的文章中用“多数统治”和“多数评判”代替我文章中的“多数人的愿望”和“多数人对达到愿望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至少我会清晰地表达这样的意思：人民大众自己管理国家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事实上，古今中外也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真正的“民主社会”，但人民大众可以而且应该对国家管理者作出自己的评判，进而作出选择。

最后我要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民主从来就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民主制度的目的，应该是使社会免于专横的独裁统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一个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当然，在我们这个历来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里，最需要警觉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一直提防的所谓“多数人的暴政”，这也根本不是我发表《民意不是永远正确》这篇文章的初衷。我认为，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巧借某些民意力量肆意劫掠个人自由权利，从而达到巩固乃至扩大其既得利益的目的。在应人民网编辑之约于7月31日发表在该网上的《“多数人愿望”在那些领域永远正确？——我看“民意”之二》一文（我原文的博客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11080.html）中，我简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完成于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

    2008年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我们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这一年里我们遭遇了华南雪灾、汶川大地震等许多罕见天难；这一年里我们还见识了“瓮安群体性事件”、“三鹿毒奶粉危机”等许多惨烈人祸……当然，2008年之所以值得纪念，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年是伟大的改革开放30周年。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2008年还是短命但却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110周年。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百日维新”——尤其是它的夭折——埋下以后几十年内中国历史走向的根源。

    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170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个整体阶段。这段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华文明如何适应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历史的这一章到现在尚未书写完成。

    如果以“现代化”作为标准的化，我将过去这170年粗略地分为三个段落，而它们的分界线恰恰正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里顺便作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现代化”，我个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社会从“神治”或“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也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当然，现代化还有很多标志性的内容，如自由和平等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等。

    概言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的大约60年，是“进三小步、退两小步”的艰难的起步。但不管怎样，总的来说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的；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改革开放的80年，是进“一大步、退三大步”的剧烈变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混乱和失败的一段，如果一个现代中国人生于1898年而卒于1978年，那么他的80岁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是颠沛无望的；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年是“进三大步、退两小步”的冲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让人看到希望、有时又充满迷惑的一段。这一段尚未结束，我认为万事顺利的话它还将持续30年，也就是到2040年，差不多正好鸦片战争200周年之时。而接下来的这30年很有可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关键的一页，即使最终能够涉险过关，也将重新呈现“进三小步、退一大步”的那种胶着拉锯。

    中国的现代化就像一场大梦，我们已经做了快200年，现在该到梦想成真的时候了。不过说老实话，我对它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我根据当下社会风向的变迁和各方面综合因素得出的预测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化运动最终修成正果也只能说见到了比较大的机会，并不能说它是必然的。其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七成，并且它再度夭折的可能性不是在降低，而是正在增大。当然，许多事情是会改变的，这取决于生活于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智慧和努力。

    在我自己的史观中，这200年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有三件：分别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者合起来，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全面变革，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经历的。根据我读历史得来的经验，政治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包括所谓“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其他领域内一切变革的枢纽。没有政治变革，单纯的经济变革最多只能涉及表面，虽然一开始可能取得很大成功，但最终很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文化的变革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目标，文化变革结出的果实也很难预料。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断言，政治变革受制于文化传统，而政治又会反过来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改造”。

    之所以说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更重要的原因是三者各自主导了一段历史。在我看来，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事件。我坚决不同意现在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戊戌变法必定失败”的结论，我认为它的失败，罪在其领导人——尤其是康有为——的缺乏政治智慧。我从不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的，每个事件却都影响着下一个环节的历史航线。戊戌变法的失败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源头则可以追述到五四运动，甚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在五四运动那里依稀地找到依据。

    历史有时候又惊人地相似，仿佛是在经历着循环往复的轮回。我个人对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评价非常高，我认为它几乎就是“清朝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与当下的改革开放亦别无二致：国家在经济上的“现代化”。没有洋务运动，虚弱的大清帝国或许早已在太平天国的炮火中崩塌，洋务运动甚至还造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的“同治中兴”。现在人还有一个共识也是我不同意的，即认为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促发戊戌变法的根源。我则认为，甲午海战打断了洋务运动的进程，不然的话，清朝的改革开放是很可能最终成功的。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催化剂，但后者的根本动力依然是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光有经济改革是不行的，先行的经济改革的逻辑终点最终落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这似乎是一个必然，20年前我们谈论过它，今天拦在我们面前的瓶颈仍然是它。

今天回头来看，在过去170年间的前60年和后30年（除去中间充满内部革命与抵御外辱的混乱无望的中间80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已经历了一个半循环。第一个循环以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以失败的政治改革告终，第二个循环正走过前半程，也同样经历了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又是风险巨大的政治改革。不过，这第二循环与100多年前的第一循环虽然走过的路径相同，但在内外部环境方面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早就已经实现民族独立，因而没有了“救亡”的迫切使命。令我感到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且改革开放已进行的30年的今天，恰恰是中国社会170年来以来对西方最充满仇视的时代。以我对近代史的了解，今天中国社会中民意对西方的自发的敌意远远超过鸦片战争时期，甚至也远远超过了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时期。

所以，如果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度夭折，那我们是找不到任何“客观理由”可以推卸自己责任的，只能怪我们智慧、勇气和努力远远及不上李鸿章、张之洞一代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令人沮丧痛心的“三鹿奶粉事件”在举国自豪的北京奥运会闭幕后半个月内被媒体揭露出来，传递出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巧合意味。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毒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这一致婴儿肾结石的元凶，早在8月之前已经被检测出来，而因奶粉致病入院的患儿案例在更早就已出现。

事件是令人悲哀的，可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仿佛已经看见这个事件持续发酵之后一幅更加令人悲哀的图景。

石家庄三鹿集团看起来不像是一家私营企业，否则舆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对民营企业的讨伐：因为它们贿赂了官员、血汗了工厂、污染了环境……现在又毒死了孩子！当然，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方便地从银根紧缩的银行里借到低利率的贷款，可以从容地从连续暴跌的股市中融到资金，可以在生产、销售等所有需要审批的环节被一路绿灯放行……它们不会行贿官员，因为它们的领导人自己就是官员；它们中的一些垄断性单位（如电力等）职工的平均年薪已经超过20万元，还不算各种优厚福利，当然不可能搞什么“血汗工厂”；如果企业效益滑坡乃至破产关门，那些厅级、处级经理们会换个地方继续当厅级、处级经理，因此它们当然不会铤而走险去污染环境和毒死人命。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三鹿所言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系奶农添加，应该不是假话。这该死的三聚氰胺不管是奶农还是其他环节的商贩和企业添加的，归根结底，做坏事的还是那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民营中小企业正是这次全球经济紧缩和中国宏观调控中应当下决心淘汰的。不信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当年奶粉凭票供应的时候，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子女才有充足的奶粉吃，怎么没听说过吃出肾结石来的？

孩子是我们社会中最金贵的东西，出了这种事情，眼下社会民意群情激奋。除了强烈要求追查事件责任人以外，最关注的焦点莫过于奶粉乃至食品安全了。如何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确保今后的食品安全？当然是加强监管。怎么加强监管？当然是加大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中的检查、审核乃至处罚力度……这个逻辑推演下去，结果必然是要赋予各级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检验部门以更大的权力，在食品、药品生产上市的途中设置更多的“许可证”。除此之外，企业可能还应当向各相关政府部门经常报告情况，得到它们的“指导”……一句话，添乌纱帽，加橡皮图章。的确，这一次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可能使个别相关审批官员的乌纱帽被摘掉，乃至锒铛入狱，但他们的“牺牲”或许会给本部门带来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审批门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后来者在滋润地享受这些由管制带来的权力时与现在的这几个倒霉蛋一样，不会受到太多监督。

没有人会提醒我们，与4年前的“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两者显然是有关联的）相同，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也不是由手握着一个个橡皮图章的卫生局、工商局或食监部门最先查出来的。更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被逼无奈的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女士倒是隐晦地告诉了新华社记者，见《三鹿集团董事长：奶粉事件前已检测出相关问题》，新华网9月13日报道），若不是受害者报料、媒体揭出这件事情，上述那些橡皮图章在已经知情的情况下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下令禁售和召回，而是捂住不让说出去（可能是担心奥运期间它会影响中国的形象）。总之，出了事情之后就要加强管制，而管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媒体和其他社会监督力量。我听说欧盟是全世界安全标准最高的地方，但奇怪的是，从没听说那里管的好是因为欧洲国家政府权力比我们这里的更大和更不受约束。

从近年来屡屡曝光的食物、药物“吃死人”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可以看到，我们社会的“唯物化”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传统社会里同样大量存在欺行霸市、以次充好、投机宰客的丑恶现象，可是老人们常说，“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做不得的。即使是不法奸商，也很少有人明知一样东西会吃死人还拼命兜售给客人。让他们害怕的理由很“愚昧”：那样做是要受报应的，死了也会下地狱，并且永世不得超生。而有些人功成名就以后行善布施，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洗脱自己以往曾经造过的“恶业”，并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带来极大的充实慰藉。

我们很聪明，我们被不断地教导并教导别人：报应、轮回、地狱……这些都是虚假的，是骗人的压迫工具。我们当然是正确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我们不应该受这些虚幻的东西所束缚和利用。于是我们便一身轻松地迈上了追求现世幸福的康庄大道，而我们的“幸福”当然也就是物质享受。假如毒死一个人不会下地狱，而救活一个人也不会升上西天，而这样来钱最快最方便，那么当我们身为奶农，为什么不给牛奶添加三聚氰胺呢？当我们身为检验官，为什么不给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敲章放行呢？我们所需要担惊受怕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被发现抓住。我们知道吃坏孩子甚至吃死孩子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封住媒体的口。事情发生了，只要没人知道，我们照样安然无事。

我们实在是太聪明了！聪明得忘记了一点：我们的确可以不让自己的孩子不吃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可我们每天要吃饭，难道我们自己还种稻种菜？眼下许多农民种菜时可是把自家吃的和卖到市场上的菜严格分开的，因为后者施用了大量农药。于是我们就必须赚更多钱，因为我们要花高价雇专人给我们种稻、种菜、养猪、养鸡、采茶、酿酒……为了花得起这个钱，我们于是就要往奶粉里放更多的三聚氰胺……

救救孩子！